英格兰是如何失去欧陆的的？
英国政治以中庸保守闻名，辉格史学家一再强调光荣革命的不流血本性，革命不是狂飙突进，而是守旧之举，守护英格兰的“古老的自由”(Liberties)，爱德华三世执政期（公元1327年-1377年）正是其古老自由的黄金年代。
无地王约翰之后的历代君主均要重新签署《大宪章》，与臣民誓约，爱德华制定了六份法案，确认了这份文件的效力。西敏寺议会定期召开，尤其是1376年的“贤良国会”，平民代表敢于斥责庙堂衮衮诸公，弹劾权臣。
有限君主制并不专属于英伦三岛，而是封建主义欧洲的普遍常态，德意志、法兰西、波兰都有各自《大宪章》式文件，爱德华三世执政的年代，同时也是波兰贵族共和的全盛期。命运的转折自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开始，中世纪的城堡、骑士精神殒灭，君主的权威急剧扩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仅有英格兰保持了珍贵的“古老的自由”，波兰那种贵族共和被世人笑话为最软弱无能的政体。
直到二战之前，宪政的岛国面对君主专制的欧陆，产生道德优越感，这是光荣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的源头之一。英格兰不许任何雄主企图独霸欧洲，击碎了西班牙查理五世、法国拿破仑的大一统梦想。
最后一个尝试兼并列国的人――希特勒死后，欧洲恢复了自由，英国人讶异地发现自己并不独特，司法独立、人身自由等权利成为各国的标配，孤立政策失去了意义。新时代的格局仿佛回到了中世纪，英格兰回归为欧罗巴大家庭的普通一员。
然而，介入欧洲事务的英国比孤立主义的英国，同样令欧洲人感到头疼，1960年代英国拉拢奥地利、丹麦等国组建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跟法国主导的欧共体（即欧盟的前身）分庭抗礼，就如同中世纪的英国深深地卷入欧洲事务，与瓦卢瓦王朝法国一决雌雄。
英国王室本身就源自于欧洲大陆，1066年威廉一世跨海进行了“诺曼征服”（Norman Conquest)，原本位居法国北部诺曼底的公爵，在各种机缘巧合下获得不列颠的王位，后继诸王无不打算重返欧陆。诺曼王朝带有外来寓居政权的色彩，类似寄居在蜀国的诸葛亮时刻想回到中原。
通过一系列复杂的婚姻继承，王朝世袭转入金雀花家族，他们丢掉了诺曼底，获得了阿基坦，这块土地是吟游诗人的大本营，是骑士爱情文学的发源地。等到了雄才大略的狮心王时期，他占领法兰西的半壁江山，比法国国王的领地还要多；再等到爱德华三世时期，英国人仅存留阿基坦的沿海狭长地区吉耶纳(Guyenne)。
吉耶纳贡献了远超过自身体量的经贸财富，波尔多有味道上乘的葡萄酒，比斯开湾有丰富的鱼类，加斯科尼草原盛产良马。吉耶纳一地的物产税收能抵得上整个英格兰，是爱德华三世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
爱德华三世
正如苏厄德所言，跟威尔士、爱尔兰相比，吉耶纳更是大不列颠王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地人不讲法语，吃英国进口的粮食长大，一个诉讼人若对吉耶纳法庭的判决不服，还可以去伦敦上诉。
中世纪一块采邑封地可以随着婚姻，从一个家族转手到另一个家族，根本不存在割地辱国的概念。吉耶纳遵循英国制度，手工业者、农民世代相袭都是自由人，他们不必为拥有的财产而承担义务，并且可以将自己拥有的土地世代相传。这样的权利在法国其他地方罕有，所以在战争中，他们对法军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
当巴黎试图吞并这块国中之国时，百年战争开始了。从现代民族主义视角来看，战争性质是法国维护主权，抗击英国外敌侵略，但生活在中世纪的人们，只认为这是两个王室的霸权争夺，是狮心王以来重返欧陆的一贯战略。
如果要讲道理，爱德华三世甚至更占上风，他是法国公主的儿子，而瓦卢瓦家族仅是王室的一个旁支。当卡佩王族的男性绝嗣后，流淌着王室最后血脉的爱德华有理由讨要继承权，而瓦卢瓦家族抬出“传男不传女”的法典规定，登上王位。
爱德华的出色战术，令同时代的武士和后世的军事爱好者拜服，远射程长弓配合近距离骑兵冲击，几乎天下无敌。长弓射出的利箭遮蔽了战场，也遮蔽了学术研究，现代人谈起百年战争，全部集中于长弓和三大战役，克雷西、普瓦捷、阿金库尔，英国人打了一次次漂亮仗，这些战役都载入史册，值得当作军事教科书范本案例。
本书也不例外，正如书名《百年战争简史》透露的那样，内容提纲挈领，简明该要。作为简史，作者无法面面俱到，谈论当时的经济商业、宗教文化民俗，苏厄德留出了大量篇幅，描写战事具体进程。
黑太子爱德华脱颖而出，成为百年战争前期最耀眼的将星，他在克雷西战场经受了法军十四次冲锋，在普瓦捷俘虏了法国国王约翰二世。他是嘉德骑士团的领袖，衣着黑色盔甲的战神。
但是决定胜负的地方不在战场，而在后方的议院。爱德华三世为了填补军饷，卖掉了他的王冠，并且通过国会征收了约翰王之后最沉重的一笔赋税。这支部队的规模仅次于狮心王的十字军东征，如果他们在军事上失利，通常是出于经济原因。1340年国王包围了法军主力，却因后援不足退兵，他回到伦敦后，把怒气撒在大主教斯特拉特福德身上，因为主教干事不力，没能收拢财税。
任何一个强人都会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手段，运用战时独断权收拾政敌，关键时刻，英国的宪政机制起了作用，未经议会的审判不具有司法效力，爱德华只好悻悻然释放主教。
中世纪封建主义的优势在于，没有一股力量能独大，国王、大贵族、教会、自治城镇互相牵制，英格兰的宗教事务统属于罗马，财政仰赖佛兰德斯（今天的荷兰、比利时）银行家，由于未能及时偿还战争债务，有三位英国伯爵遭到扣押，爱德华三世苦口婆心才说服债主释放他们。平民在军事上的地位凸显，没有农夫出身的长弓兵，贵族骑士不敢在没有弓箭后卫的情形下冲锋。角逐欧陆的战争，往往推动国内的大众民主进程，匹夫“执干戈以卫社稷”，用血汗挣得公民权，拿破仑战争之后有宪章运动，一战之后有全民普选。
法兰西在十四世纪之前的政治生态，跟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差别无多，战争改变了路径。表面上普瓦捷败绩后，国家元气大伤，实际上君主获得了机遇。两千四百二十六名贵族阵亡，一个大主教、十三位伯爵、五位子爵、二十一位男爵、两千个骑士被抓，世家大族因而衰落，再无力量跟瓦卢瓦王室抗衡，中央集权进程加快了，寒人上台，填补官职空缺。统帅迪盖克兰就是典型的草莽豪强，他善于伪装、用间、金弹攻势，对俘虏折磨，在“神圣休战”期间发动奇袭，不讲骑士精神，手段虽然卑劣但很有效。
经过大溃败，王权大而不倒，撑了下来。智者查理深谙帝王术的妙用，依靠布尔乔亚充值军费，再用贵族镇压巴黎市民的反抗，但对贵族从未真正放心过，把军权交给了迪盖克兰等底层出身的骑士，反败为胜收复了大部分国土。
爱德华父子没有这么多小心思，他俩能够“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不善于在国会的财务议题上斤斤计较，财权放手给内行专业人士，只要他能保证“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代价则是开征苛捐杂税，重担压到底层贫民身上，中国帝王里唐玄宗跟爱德华三世酷似，前半生励精图治，晚年昏聩，沉溺于女色，足够幸运的是，爱德华在变乱爆发之前死去，保住了明君的声誉。
重税引发了泰勒叛乱（Wat Tyler"s Revolt），这场叛乱的意义被自由派史学家夸大了，民众确实对朝政不满，但还未到改朝换代的地步，瓦特・泰勒打着清君侧的旗号，斩除少年国王理查德二世身边的佞臣。在停战和谈期间，泰勒那双粗糙的手掌握住国王的纤纤玉手，诚恳地说：“尽管放心，我们会成为好伙伴。”结果谈判破裂，伦敦市长一剑刺死了起义领袖，英国历史上最暴戾恣睢、奸邪诡诈的君主登场了。
朝廷最初向起义的农奴颁发了特许状，允许他们赎身为自由人，理查德二世撕毁了文书：“你们是农奴，将来也永远是农奴。”历代先王崇尚简朴，与民同乐，亨利二世、狮心王理查德都展示亲民作风，爱德华三世曾乔装打扮成普通人出席比武大会，甚至连贪蠢的无地王约翰都过问最低贱臣民的案件，为民主持公道。理查德却深居宫中，规定各种繁文缛节，过去臣民称呼英格兰国王为“主公”，理查德启用了“殿下”“陛下”这样的尊称。
这是对巴黎宫廷礼仪的模仿，理查德颇为欣赏法兰西的典章制度。战争的最大恶果显露出来，每当不列颠国王卷入欧洲事务，就会发现对岸的君主制更加精美、完善，后来的亨利八世、查理二世均从欧陆引进绝对君主制。
议会要弹劾宠臣萨福克伯爵，理查德宣布，他不会因为议会的请求，解雇哪怕只是一个御厨帮工。西敏寺后来发出诤谏信，理查德回复道：“国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假设国君有能力再度征讨法国，议会构成不了阻碍。约翰王被贵族背叛不是因为他横征暴敛，而是他失去了在欧洲的领地，暴露出自身才干低劣，遭到臣下轻蔑。理查德比约翰王还糟糕，甚至连战斗的尝试都不敢做，任凭法军反扑，格洛斯特公爵曾劝诫：“陛下，您在考虑放弃祖先的土地前，至少应该先冒次危险，从敌人手里夺取一座城池吧！”
自由派史学家把第一次入侵法国战争的失败，归结于民众的厌战情绪，事实恰恰相反，战争是有利可图的。一个牧场放羊的农奴当兵之后，可以在战场的死人身上搜刮财物，俘虏一个骑士获得高价赎金，或者干脆劫掠法国村民。作者苏厄德举了不少例子，一个叫索尔的诺福克郡农奴参军后，成为加莱附近要塞的长官，获得骑士爵位；约翰・霍克伍德爵士，他是家里次子没分到一块土地，在战斗中一路高升，最后娶了一个意大利公爵的女儿。
苏厄德打了个比方，战争是一场大型全民彩票，有中奖翻身的，也有终年穷困潦倒的，但至少人们愿意搏一搏。靠着对战利品的渴望，英国在1415年重启战端，此时的国王为亨利五世，他的父亲废除了不得人心的理查德，亨利四世而非奥兰治的威廉，成为不列颠第一个通过议会产生的国君。按照辉格史学的观念，英格兰人自古以来就拥有自由,只不过独出心裁的暴君不断创造出驭民之术，才对自由构成威胁。
亨利五世
国会的慷慨解囊是新君受欢迎的最明显标志，伦敦商人争前恐后地献上家财，用作军费，从十便士的小额捐款到两千英镑的巨富赞助不等。亨利五世在后勤组织方面比爱德华时期更加有效率，由于后勤管理混乱，爱德华父子的部队就地压榨百姓，以战养战，引发了法国人的痛恨，吉耶纳原本对英王忠心耿耿，却因赋税增加，而倒向了智者查理。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若想成功征服欧陆并非不可能，直接占据法兰西的北方地区，承认南方诸公爵的独立地位，让瓦卢瓦王室沦为丧家之犬，亨利五世便是这么做的。与百年战争前期互不协调的袭击相反，他打下一个地方就占领一个地方，从一开始，亨利就决心以法兰西合法国王自居，要常驻在他所征服的国土上。
十九世纪日不落帝国的统治秘诀是尽可能下放事权，在印度他们通过土邦王公来治理国事，间接统治的做法可以追溯到这个年代。当吉耶纳仍属于英王领土的时候，仅有几个高级行政职务（总督、波尔多市长、堡垒司令和治安官）由英国人担任，其余官员由本地人充任，而且几乎没有英国领主。亨利五世占领诺曼底后，继续实行间接统治，诺曼底保留自己的三级会议，跟西敏寺的英国议会分属两套班子。
无论是治国谋略上，还是战斗纪律上，亨利五世远超黑太子、狮心王，阿金库尔会战前，部队已经四天未得到伙食供应，而且淋受大雨，同样的情形发生在中世纪的英军，很可能士气溃散，亨利五世的正规军展现出惊人的毅力，在一比三的兵力劣势中，仍击败了法军。
亨利在史册中留下与其功绩不符的低知名度，自有其道理。黑太子俘虏法王约翰二世后，亲自端着饭菜招待他，并且称颂约翰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在回伦敦的进城仪式上，黑太子把高大的骏马留给了约翰，自己骑着小马。战败者以凯旋胜利的姿态获得对手侠义相待，仅有南北战争中格兰特对待罗伯特・李的举动可相媲美。爱德华为人豪迈，甚至做出不理性的举动，有次俘虏了迪盖克兰，打算囚禁他到死。迪盖克兰嘲笑说，黑太子怕以后在战场上会败给他么？
于是交付赎金后，这位最狡猾有智谋的法军指挥官被放走了，这么简单的激将法能奏效，只能证明爱德华的豪情冲动，这是他的弱点，也是他的魅力所在。在政治联姻通行的年代，黑太子为了爱情，娶了一个没有嫁妆的寡妇。1376年“贤良国会”召开时，爱德华染病浮肿，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即便如此，各派系仍在寻求他的奥援。
相较之下，亨利五世缺乏侠道义气。亨利命令俘虏伺候自己用餐，在围攻鲁昂，副主教站在城墙上宣布对亨利五世绝罚，城破后亨利用铁链栓住这家伙，终生囚禁。亨利占领巴黎后，斥责了法国元帅让・德・里拉当，因为他胆敢在回话时抬头直视自己。
这类人锱铢必报，重实利而不慕虚名，注定能取得更大的业绩。阿金库尔战役胜利后，《特鲁瓦条约》签订，法兰西王位和三分之一的国土拱手让人。法国历史在丧权辱国程度上，能达到这个条约程度的，只有二战时期向纳粹德国签订的停战协议。法国最大的诸侯勃艮第公爵悲观地认为，军事上英国人不可战胜，屈膝投降，情形如同二战时期贝当元帅认为德意志国防军不可战胜。
疾病意外地夺走了亨利五世的性命，死时年仅三十五岁，没能亲眼看见自己的胜利。他和法国公主生下的亨利六世，在大教堂涂油加冕，英军占据了首都巴黎，《特鲁瓦条约》获得三级会议的通过，巴黎最高法院取消了王太子查理的继承权，从任何角度来说，亨利六世都是法兰西的合法国王。
身形肥大，面色红润的贝德福公爵担任摄政王，监理朝政，他执政前七年气势如虹，执政后七年呈现土崩瓦解之象。战局的逆转不能归咎于他，尽管贝德福公爵担的将才稍逊一筹，但也称得上优秀，在维尔纳伊战役，公爵挥舞双手战斧，勇往直前，迫使法国王太子再也无力对抗。
追击王太子查理，将其一举歼灭，是英军唯一的取胜之道，由于贝德福的小心谨慎，瓦卢瓦王室逃出生天。南方的奥尔良公爵党派，发出尊王攘夷的号召，成为最坚定的主战派。北方战线上，英法互相拉锯，依靠勃艮第公爵的“皇协军”，贝德福公爵勉强稳住阵脚。
诺曼底是英政府大力建设的模范合作区，许多法国贵族抛弃了庄园领地，官员鼓励盎格鲁撒克逊农民迁居到诺曼底，但是英国本身人口稀少，拓殖计划胎死腹中。贝德福公爵是高层里罕有的亲法温和派，真诚地相信一个“盎格鲁-法兰西”国家能建起来，巴黎名流拜服于他的怀柔政策。
然而人力、财力资源都聚集在查理的阵营，南方未遭战火摧残，人丁兴旺。英占区的财税收入至多三十万锂，而查理的潜在收入为其五倍，由于管理简陋，王太子生活困窘，还穿着带补丁的衣服。换而言之，他蹲在聚宝盆上不知道怎么使用，雅克・科尔建起了一套财政署，作为科尔贝（路易十四的重臣，重商主义之父）之前最擅理财的官员，雅克征税严苛而高效，在后方支援圣女贞德一次又一次的冲锋。
西敏寺议会照旧在军费问题上抠门，迟迟不拨款，贝德福公爵又不愿加重占领区的赋税，饱受财政困扰，没有多余钱去笼络四境诸侯。勃艮第公爵每年获得伦敦的五万英镑津贴，作为联盟的报偿，当金援日渐减少后，他对英国日渐不满，再度变节，投向了王太子查理。
再也没有一个误判比这更严重，没有英国的离岸平衡手，夹在法德边境之间的勃艮第公爵领地必然不能维持独立。鼠目寸光的伯爵选择短期利益，永久错失国运，百年战争结束后，他的儿子致力于抵抗巴黎的吞并，最终人死国灭。吉耶纳人的命运别无二致，他们刚刚落入法军手中，就感到祖国的税务官比英国兵更可恨，民众徒劳无功地发动起义，接着被扑灭。
大势已去，英国人不可谓不勇敢，直到战争末期，公认一个英国兵能抵得上两个法国兵。但是法国有了火炮、爱国大义，以及高效的中央集权机构，英王不敢肆意加税，而法王敢，所以他赢了。十四世纪的英国人，还不是十八世纪的英国人，他们还没学会如何熟练地统治一个大帝国，百年战争是他们交的第一笔学费，吸取了足够多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