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的翻译有什么重大影响 要有理有据

现代教育和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文学一科，便有了文学名著的观念，它是因时间变化而衍变的特殊意识形态，而伊格尔顿甚至认为美学（或审美）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文学名著的观念是某些文化群体（尤其是精英阶层）多重的选择行为及其结果。不仅仅是白话通行与现代中国，新文学运动还革新了古典中国的（文学）名著意识，欧化观念赢得了普遍的胜利。

无疑，林纾是介绍西洋现代文学的第一人，郑振铎（1924.11.11）写道：“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先生，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的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著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柯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七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 [1]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郑振铎列举的不朽的名著包括伊索、莎士比亚、笛福、菲尔丁、斯威夫特、司各特、兰姆、狄更斯、欧文、孟德斯鸠、大仲马、小仲马、巴尔扎克、雨果、易卜生、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德富健次郎等的作品，“在那些可以称得较完美的四十余种翻译中，如西万提司的《魔侠传》，狄更司的《贼史》，《孝女耐儿传》等，史各德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都可以算得很好的译本。”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写道：“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实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这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茵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种大的成绩。”[2] 鲁迅承认，林纾用古文译的外国小说确实不错，很流行；鲁迅还指出，林纾翻译了“已经闻名”的司各德、迭更斯、狄福、斯惠夫德、欧文、德富芦花……等的小说，以及塞万提斯《魔侠传》（Don Quichotte）、易卜生《梅孽》（Gengangere）。胡适、鲁迅、郑振铎所列举的林纾译作篇目不同，大抵他们的名著内涵不同，他们都一致否认哈葛德和柯南・道尔。[3] 也许，我不必在此列举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表现出来的种种极大的差异。

一 林译经典与名著

域外名著翻译和译作名著是容易纠缠而混淆的两个概念，新文学群体始终萦绕着一个文学名著的观念，林纾对名著却有不同的看法，商务印书馆则更倾向于当下流行的畅销书。林纾的翻译经历可划分为三期：晚清时期翻译（1898-1912），民国初期翻译（1912-1917）和革新时期翻译（1917-1924）。林纾在西洋文学（主要是小说）翻译的丰富经验中建立起了自己的名著观念，主要是对古典中国诗文观念的比附和移用，林纾《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 写道：“西国文章大老，在法吾知仲马父子，在英吾知司各，哈葛德两先生，而司氏之书，涂术尤别。顾以中西文异，虽欲私淑，亦莫得所从。”对于这些西洋名著，林纾的观念往往染上了古典中国的道德化色彩，林纾、王寿昌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可以归属于文学名著的，而林纾《露漱格兰小传・序》写道：“余既译《茶花女遗事》掷笔哭者三数，以为天下女子性情，坚于士夫，而士夫中必若龙逄、比干之挚忠极义，百死不可挠折，方足与马克竞。盖马克之事亚猛，即龙、比之事桀与纣，桀、纣杀龙、比而龙、比不悔，则亚猛之杀马克，马克又安得悔？吾故曰：天下必若龙、比者始足以竞马克。又以为天下女子之性情，虽不如马克，而究亦鲜得与马克反对之人。”应该说，林纾守旧的名著观念已经偏离了文学史的标准，与西洋文学学科上的认知型态相去甚远，林纾恪守了古典中国的诗文观念，并谨小慎微的维持了传统汉语文学的边界。

从系谱学（genealogy）看，文学名著，在时间和地域上，必然包含较为普遍的阅读群体，以上几个林译作品首先是风行于晚清的畅销书，林纾的古文翻译无疑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和艺术力量，而且译者和读者都视为严肃的作品，虽然这偏离了（欧化）文学史上名著的标准，1929-37年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收入《茶花女遗事》、《块肉余生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鲁滨孙漂流记》、《魔侠传》等6种名著，于是在新文学取得最终胜利之后，一些林纾用文言翻译的西洋小说确立了现代中国的名著地位。

林纾、魏易翻译的《英国诗人吟边燕语》（1904）、《贼史》（1905）、《拊掌录》（1907）、《块肉余生述》（1908），林纾、曾宗巩翻译的《鲁滨孙漂流记》（1905），作为文学名著似乎已没有了争议，因为原作是文学史上的名著。更重要的是，这些 “林译小说”受到了普遍接受的，有较多的好评，值得指出的是，《吟边燕语》和《拊掌录》是散文作品，并不是小说。司各特的历史小说Ivanhoe在英国文学史上具有较重要的地位，周作人《鲁迅与清末文坛》写道：“《茶花女》固然也译得不差，但是使得我们读了佩服的，其实还是那部司各得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原本既是名著，译文相当用力，而且说撒克逊遗民和诺曼人对抗的情形，那时看了含有暗示的意味，所以特别的被看重了。”[4] 林纾《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 写道：“纵谈英伦文家，则盛推司各德，以为可侪吾国之史迁。顾司氏出语隽妙，凡史莫之或逮矣。”然后林纾列举了《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四类8个显著的特征，尤其是叙述艺术（例如伏线、接笋、变调、过脉）的妙处：第一，叙述中人物、时间、情节编织巧妙；第二，人物的语言行为恰当地表明其身份；第三，人物形象多样化，且各有变化；第四，悬念的技巧（即文心奇幻）。[5] 林纾并不忽视晚清的阅读倾向及时间上特别的感动力，借用翻译小说感时讽事，则与周作人所谓“含有暗示的意味”相通。例如，第一章歌斯与汪霸的对话，林纾增衍了“亡国”、“为奴”、“胜国遗老”数语，突出了对民族/国家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哀伤情绪，这是一种晚清普遍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