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时期沿非洲海岸的航海探险讲述了什么？

作为罗马人的希腊人质波利比后来成了著名的历史学家，他陪同小西庇阿(爱弥利安)将军对非洲进行了探险，这次探险以毁灭迦太基而告终(公元前146年)。受西庇阿的派遣，波利比率领一支海上探险队越过石柱向南航行。爱富多克斯・库泽克斯基从埃及启程，两次横渡红海到达印度(公元前120―前115年)，并在非洲西部海岸的“埃塞俄比亚”(黑人)国家发现了适合于农业耕种的海岛。此后不久，他企图从加的斯(西班牙)出发，取道南部海路环绕非洲到达印度。在有关他们航行的记叙中既没有虚构的资料，也没有如实的报道。依据这些资料，人们可以确定他们到底航行到西非什么地点。这两次航行都没有对古代地图造成明显的影响(特别是无助于正确地描绘非洲的地形)。然而，史前后期的地理学家却形成了世界统一海洋的正确概念。

加的斯的渔民们不迟于公元2世纪已常航行到加那利群岛。对这个群岛的第一个地理说法是由罗马人的同盟者――摩尔人的皇帝尤比二世作出的(此人大约死于公元前23年)。

按普塞弗多・阿科安的《航海指南》一书判断，罗马人在公元1世纪中期所熟知的非洲东部沿岸大约等于它的实际长度的五分之三，即始于北纬30°(苏伊士海峡的顶端)，终于南纬6°(桑给巴尔岛)，或许再靠南一些(终于南纬8°的马菲亚岛)。如同从遥远的古代已经对埃及的东部沿海(红海沿岸)考察过一样，人们对索马里半岛的海岸也作了详细的记述(托勒玫称之为“南部之角”)。与此同时，人们还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海岸在阿罗马托夫角(瓜达富伊角)改变走向的情况：由东南向南甚至向西南。《航海指南》一书的作者之所以能够熟悉赤道以南的东非沿岸地区，以及桑给巴尔岛和某个海岛(或邻近的一个岛屿)情况，是因为他询问过阿拉伯人――也门或安曼的航海者、渔民，并根据后者提供的情况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按普塞弗多・阿利安的推断，非洲海岸线在他所熟知的最后一个商业城市拉普特处向西急转，拉普特位于桑给巴尔之西或西南，所以它不超过南纬10°。这个错误的论断受到一些古代地理学家的支持和赞许，一直流传到地理大发现时期，即14世纪，并在15世纪葡萄牙的发现过程中起到了人所共知的作用。

公元1世纪后半叶，不仅阿拉伯航海者，就连罗马帝国的国民都曾到过东非赤道地带的海岸线。公元1―2世纪交替期间，地理学家和绘图家马林・季尔斯基在描述此事时点出了三个航行到那里的航海家名字，按姓名判断他们是希腊人。最有意思的是关于凡奥格的报道：“有一个人名叫凡奥格，他是通往印度的航行者之一。在返回途中再次经过阿罗马托夫角时，他被北风刮走了，朝着离开自己航道的右方特诺克劳第迪卡(东非)驶去。经过25天的航行，他来到尼罗河源头的湖泊，拉普特角离这些湖泊更远、更偏南。”

托勒玫把马林的这个报道与“我们当代人的描述”(公元2世纪)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由于商人们开拓了从‘幸福的阿拉伯’通往阿罗马托夫……和拉普特的道路……我们了解到通往那里的航行不尽是向南，还有向东南……尼罗河源头的湖泊并不是在大海的边缘；而是在大陆腹地遥远的地方。”比较确切的事实是：凡奥格本人并未访问过非洲的大湖区，因为只有陆路可能达到那里；凡奥格从阿拉伯商人、渔猎手、象牙和黄金收购者那里打听到大湖区的情况，那些人早已探索出从海岸到近湖区的道路。凡奥格或罗马的航海者和商人还从那些人那里得到高山雪峰的情况(肯尼亚山和乞力马扎罗山)，那些高峰坐落在从海岸通往大湖区的商道旁。

这些道听途说的资料使托勒玫在绘制尼罗河源头图时犯了一个人所共知的错误。那错误的地图是这样的：在南纬10°以外的地区是月亮雪山，此山从东向西延伸，穿过埃及亚历山大子午线；在子午线的两侧，10°线稍北的地方有两个左右对称的湖泊，每个湖泊里注入发源于月亮山脉的三条河流；从每个湖泊里向北越过赤道(约在北纬6°处)有一条河流出，两条河汇合在一起形成了尼罗河。直到14世纪60年代最终确认白尼罗河源头以后，仍有一些人相信公元2世纪这个绘图上的神话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