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成功最伟大的两大商帮？

自从人类学会“交换物品”开始，人与人之间的贸易往来便逐渐形成，有贸易的地方，就会有商人。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国，从远古时代到封建时期，产生的经济都属于小农业经济，但是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也不乏一些民族主义的小商品经济发展繁盛时期，尤其在明清两朝，经商者更是数不胜数，其中，有很多大家氏族流传至今，也有很多商人留名史册。但是说到在封建时代影响中国经济最深的的两地商人，则归安徽与山西商人莫属，后人称他们为“徽商”与“晋商”，他们在中国商界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中国是一个有着上下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商业发展一直伴随着历史前进的车轮，但是，对于商人这个角色，在现代的中国，很多人往往还抱持着“无奸不商”的观念（其实无奸不商最开始写作“无奸不商”，是褒义商人的），不得不承认，每一个群体都会有一些害群之马的存在，商人也不例外。纵观中国历史，从原始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商人的存在，其实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谈起商人这个群体的鼻祖，就要追溯至春秋时期。春秋末年，有一位有名的政治学家与经济学家，叫做范蠡，自号陶朱公。其实这个名字大家并不陌生，辅佐越王勾践复国的就是他，范蠡也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他出身并不高贵，曾经也经历了母国不公的待遇与冷眼，但是他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他不满楚国各种人员等级的限制，因此，离开母国，来到越国，衷心跟随越王勾践，最终，助力越王复国成功。

范蠡在帮助勾践成就一番伟业之后，并没有继续留在越国，即使勾践希望他能继续留下来，并且给他了无限的荣光与富贵，可是，范蠡却选择了隐退政坛。或许是他对越王有些意见，不想再继续辅佐，又或许只是单纯的想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他当时选择隐退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只是能从仅存的史料当中窥探一二。范蠡在隐退之后，就开始了游山玩水的美好生活，他走遍了华夏大地，但是，伴随而来的则是钱袋越来越瘪，为了能继续过这样的生活，范蠡则开始了他的经商之路。此后，范蠡化名为鸱夷子皮，开始经商。

范蠡是根据节气民情来经营商业，每一次都能成功赚钱，一生三次赚到钱财，又三次散尽这些钱财。范蠡似乎就是古代财务自由的典范，一次赚够钱，就开始花，等花完了，还能再通过经商再赚到钱。而每一次，他还是会不停的花钱，走遍天下，直到钱财散尽。范蠡信仰道家理念，似乎他在政坛的激流勇退与在商界的大气使然，都与他的信仰有关，因为范蠡每一次的经商成功，钱财不断，也被后世奉为“财神爷”，我们现在过年接财神，其实接的就是范蠡，他就是中国商人的鼻祖。

中国的商业文化，由来已久，从商人鼻祖范蠡开始，每一个朝代都会出现很多不同的经商者，从普通的小摊小贩到垄断经营的大商会，涵盖了不同的阶级层面，在这之中，徽州商人与山西商人则是靠着自己打下了一片天下。他们没有皇亲贵胄的扶持，没有家传财富的继承，最后在商业上的成功，全都是因生活所迫开始的。这两大商帮的形成原因，其实也和当代很多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有些相似，人都是被生活逼出来的，为了能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只能不顾一切地往前走。

晋商，主要就是指山西的商人，山西这个地方，历史上是尧帝的都城所在地，也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起源地之一，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更是流经此地。因此，在上古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山西都是很重要的战略要地与富庶之界。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发展，人口越来越多，山西的土地被过度开垦，最终使得山西曾经的一片沃土变成了荒土。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一片沃土对于百姓来说何等重要不言而喻，但是，元朝末年，山西已经没有足够能养活人们的土地，人口大量过剩，为了生存，这些过剩人口不得不远走他乡，寻求他路。

与山西不同，徽商的所在地安徽徽州，自古以来没有辉煌过，可以说是穷乡僻壤之地。徽州被万山包围，没有车马路，仅仅只有一条水路能与外界相通。现在来讲，似乎是一处世外桃源，但是对于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的人来说，可种植的土地少，人口多，如何糊口？当地还流传着一句俗语：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

可见，徽州当时的窘态，人们生活的不易。

两个商帮都因生活所迫外出讨食，他们经商的项目也是种类繁杂，只要是能赚到钱，什么都卖，上至达官贵人需求的绸缎瓷器，下到百姓家每餐必用的葱蒜，无所不包。在元朝末年，他们就靠着经营这些物品，赚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朝代的更替是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不是每一个人能左右的，所谓时势造英雄，也说明了一个时代对于一个人或者一类人的影响。元朝的灭亡，明朝的建立，似乎为晋商与徽商带来了时代赐予的机遇。

徽商与晋商最终形成两个大的商帮，其实主要是在明清时期。这也是因为明朝初建立之时所采取的相关政策——开中法。明朝灭掉元朝之后，与北边蒙古一族关系极为紧张，元朝余党退回自己的蒙古老家，与刚建立的大明朝隔空而立。他们不断的在草原奔走，打算联合更多的氏族部落携手再次进攻中原，因此，两国长期处于对峙状态。明朝北边的边防也遭受着极大的威胁，因此，朱元璋下令，修建长城，也就是有名的明长城，明长城包含了九个重要的军事要地，山西就占了三个——大同、太原、延绥，朝廷向边防的这九个区域一共派往了近八十万大军驻守。

但是这九个军事要地，都是当时的戍边区域，当地并没有耕种粮食，这八十万大军的吃饭问题就非常棘手。朝廷不得不将粮食分别运往这九个要地，但是想要把粮草安全无误的转运到边塞要地，却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大部分粮草就全被消耗在路上了。

《大明会典》记载，明初九边每年需要粮食二百七十多万石，但是对于朝廷来说，这是一笔非常非常重的负担。

此时，山西行省谏言：

“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重。请令商人于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引。商人运粮毕，即以原给盐引数童赴所在官司缴之，如此则转运费省而军备之用充矣。帝从之，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法。”

中国古代，最赚钱的行当不是茶叶丝绸，不是瓷器玉石，而是一个小小的调味品——食盐，明清时期的盐官和盐商，是富可敌国的一个群体，而这个开中法，就是邀请山西当地的商人购粮运输，然后官府再报以盐引，有了盐引，就可以到产盐地领取食盐，进行售卖，当时来讲，这可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因此，有实力的山西商人全都参与了进来。

这个开中法主要在山西大同实施，但是他们换取盐引，则要前往浙江和两淮，然而，这两个区域则是徽商的天下，显然开中法的实施，严重影响到徽商的利益。因此，后来就有出身两淮区域的官员建议，朝廷可直接售卖盐引，全国有实力的商人都可以参与，得来的银钱可以充进国库，再买粮运输至边关。这样一来，徽商占据了上风，他们也通过经营盐业，赚的盆满钵满。而此时的晋商，除了经营盐业，很多人也转行，开始做起了边关贸易。

进入清代之后，没有了开中法，没有了与蒙古的隔阂，晋商与徽商的经营方向，也发生了改变，但是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商界地位。晋商由盐业边贸转为主营票号，就是古代的银行，而徽商除了继续经营盐业以外，也有很多开始做典当生意、茶叶木材生意等等。两大商帮对于后代的教育都颇为重视，家族当中不乏入仕之人。或许也是因为官商相结，才得以让他们称霸封建帝国经济场，这也是封建时期的社会现实所造就的。

晋商与徽商，两个商帮群体，从元末离乡背井外出讨生活，到明清时期一跃发展成为撼动中国经济的霸主，他们走过的路无一不与时代相关联。在历史的车轮中，时代给予了他们一段特殊的命运。但是随着清政府的衰败，两大商帮也将思想紧锁，沾染了清政府官员的腐败气息，最终输给了新崛起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最后，他们也随着清王朝的灭亡，渐渐消逝在历史洪流当中，唯有留给后人们无尽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