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与三国战争区别？

一、三国志与三国战争区别？

三国志是书籍名称，主要描写三国战争

二、《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二者究竟孰真孰假？

《三国志》是陈寿著写的，《三国演义》是罗贯中著写的，《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区别取决于前面一种以写历史大事件的产生为主导较为有真实有效，后面一种作者在原来的左传前提下进行了造型艺术生产加工，对情节必须做好调节和装饰。《三国志》是史书，我国二十四史之一，由魏晋历史学家陈寿考究材料，编撰成的；《三国演义》是一部小说，罗贯中老先生以历史为主导，消化吸收民俗广为流传的三国故事，进行了勇敢的艺术创造，是古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章回体小说，成册于元末明初。

《三国志》做为史书，追求完美认真细致真正；而《三国演义》做为通俗文学，追求完美艺术性、表现力，因此会出现一些鬼神一说，例如三国诸葛亮祭车风、关云长显圣，这让作品看起来更为精彩纷呈，广为流传度大大高过史书。《三国志》受当初的政冶环境要素，以魏为擒雄，三国魏国有本纪，别的两国之间仅有本纪，再加上蜀国都没有史官，因此最后我们看到的《三国志》，对三国魏国一方记述的比较详尽，对吴、蜀双方记述相对性简易；《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对蜀国集团公司怀有怜悯心理状态，因此墨笔大幅歪斜给蜀国一方，而且也对蜀国角色给了许多装饰。

《三国演义》流传至今，有很多的版本号，我们现在见到的以毛本为主导，即毛宗岗父子俩修定过的版本号，和罗贯中的正版早已有很大的不一样了。陈寿著的《三国志》就如司马迁的《史记》一样变成了我国记述历史的历史典故。陈寿做为汉朝朝的人，肯定是尊曹军为擒雄，因此，《三国志》就以切实的材料记述了魏文帝黄初元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县年间（280）六十年的历史时间。

次之，宋代的悲松之对《三国志》进行了大规模的材料注释，填补健全了《三国志》的丢失材料和很多的考资格证书材料，使《三国志》更为的趋向极致，以致于后代有“陈著裴注”一说。罗贯中参照陈寿的《三国志》材料，进行了文学类生产加工再创作，又整理填补了很多的民间故事、话本、中国戏曲等材料，使《三国演义》变成了大家谋福利的中国古典小说传统。也恰好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才使汉末三国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时间被众人所了解。

《三国志》更真。《三国演义》始终不是史书，它与历史上真实的故事仍有一定的差别。如果同学们想了解真实的三国历史，认识真实的曹操、诸葛亮等历史人物，还是需要从《三国志》中寻找答案。

其实我认为三国演义是假的，三国志是真的，因为三国演义是有一点夸张的成分，将每个人物的形象虚化了。

我觉得三国演义应该是真的，因为三国志里面出现了很多历史都没有过的人物，应该是别的作者瞎写的。

三、《三国志》与《三国演义》都是诉说三国，是什么关系？

《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但《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史书《资治通鉴》。

对《三国演义》成书有直接影响的史书，主要有《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后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当然这其中最主要的史料来源还是《三国志》，比如《三国演义》第1回情节的“装病诬叔”就来自《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第2回的“怒鞭督邮”来自《蜀书・先主传》记载等等。

不过，就为小说《三国演义》提供史料而言，陈寿的《三国志》本文往往不及裴松之的注。这是因为，裴松之作注，不同于一般的侧重训诂、名物、典章的典籍注释，而是“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尽可能地“求全”，以发挥补阙、备异等多种作用。因此，他采用的史料中，有相当部分是陈寿没有看到的(包括在陈寿身后出现的)，也有相当部分是陈寿虽然看到却不采用的。

这些史料，表现了史实的丰富性、生动性和多样性，其中包含不少的小说因素。例如，关于曹操杀吕伯奢全家一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正文不着一字，裴注却连引王沉《魏书》、郭颁《世语》、孙盛《杂记》的三条材料，从不同角度记叙此事，生动地表现了曹操的性格和事发时的心态。罗贯中着重采用后面两条材料，进行艺术描写，并做了两点强化：一是将史料中并不在家而没有被杀的吕伯奢，写成为款待曹操而出门沽酒，归途中也被曹操杀害；二是将史料中曹操杀人后“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强化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大大凸显了曹操知而故杀的不义色彩和强词夺理的蛮横行径，从而有力地揭示了曹操极端利己主义的本质。类似情况，还有很多。

尽管《三国志》(包括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但它以人物传记为主，重在记叙各种有代表性人物的生平业绩，而表现历史的总体面貌和各个局部的互动关系则非其所长，同一事件往往分散记于多篇纪传中，前因后果不够明晰，有时甚至互相抵牾。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为小说《三国演义》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叙事框架。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例如，《三国演义》中最精彩的情节单元“赤壁大战”。《三国志》有关赤壁大战的记载显得很零乱，有关材料分散于《魏书・武帝纪》、《蜀书・先主传》、《诸葛亮传》、《吴书・吴主传》、《周瑜传》、《鲁肃传》、《黄盖传》等不同人物的传记中，不仅头绪不够清晰，而且某些关键之处还彼此矛盾。

仅凭《三国志》的记载很难全面把握战役的始末和决定胜负的根本因素，这些零散史料确实无法构成小说的叙事框架。而《资治通鉴》充分发挥编年体史书的优势，对史料加以排比、辨析和整理，第一次写出了首尾完整、因果分明的赤壁大战，战役的各个环节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曹操南征-刘琮不战而降-刘备败走夏口-诸葛亮出使江东-孙权决计抗曹-曹军初战不利-黄盖献火攻之计-黄盖诈降，火烧赤壁，曹军惨败-曹操败走华容道。

这一首尾完整的历史记载，为《三国演义》写赤壁大战提供了基本的叙事框架。《演义》从起因、决策、定计、决战到结局，总体轮廓与《资治通鉴》大致同构；尽管《演义》虚构了“舌战群儒”、“智激周瑜”、“蒋干盗书”、“草船借箭”、“苦肉计”、“阚泽密献诈降书”、“庞统巧授连环计”、“横槊赋诗”、“借东风”等精彩情节，但那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增加情节波澜，却没有改变整个战役的基本格局和发展进程。

当然，《三国演义》并不是简单地“演”《三国志》之“义”。从成书过程来看。《三国演义》固然以史书《三国志》为主要的史料来源，但同时也大量承袭了民间三国故事和三国戏的内容。尽管罗贯中原作书名可能包含“三国志”三字，但这只是表明了作家对陈寿的敬重和借史书以提高小说地位的愿望，绝不意味着小说是在亦步亦趋地演绎史书《三国志》。